本报记者 叶勇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燃料分会会长解居臣表示，观察这些年电力装机容量发展可见，1987年我国装机容量约1亿，95年达到2亿，2000 年达到3亿，2004年达到4亿，2005年达到5亿，2006年达到6.22亿，2007年达到7.13。10年前我国电力弹性系数小于1，而近年来装机容量增长明显加快，电力弹性系数超过1.4。

反观煤炭工业，2001年煤炭产量为11.6亿吨，2002年为13.8亿吨，2003年为16.67亿吨，2004年为

解居臣指出，最近一年来，新投产的机组订货严重不足,电煤计划不足且兑现不均衡。由于近几年新机投产比较多，连年电煤订货计划翻版,新增需求计划不足，超发电量所需电煤无计划安排，国家分配重点合同量与实际需求量缺口逐年加大。新增机组每年超过1亿千瓦，需煤5000-8000万吨，由于订货量不能满足，致使电煤计划由原来占需求量的80%降至目前的60%左右；因价格等因素影响，部
分电煤计划兑现率处于较低水平，国有重点煤矿电煤计划兑现率相对较高，但地方及乡镇煤矿合同兑现率较低且有大幅下降趋势。

政府不能放弃宏观调控

"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但如何使市场实现公平、公正、透明、有序、可控则是政府要管的事。"中电联燃料分会会长、原中能电力燃料公司总经理解居臣明确指出，"对于放开后如何负责任地对重要基础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进行监管和调控则应是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关注和致力进行的。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强对煤炭市场和煤炭订货方式改革的积极引导，对计划年度煤炭产、运、需进行总量平
衡，提出总量调控的指导性意见，避免无序竞争。"

他建议，政府力量不能完全屈服于市场的力量，市场的东西不一定完全是对的。"目前煤炭市场出现了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电煤供应紧缺，资金不足、价格飞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个人认为，国家在煤炭产品进入市场后缺乏必要的调控措施，有的甚至是放弃管理，听之任之。使得煤炭资源变成了企业甚至个人的牟利资产。"他说。

"基础能源不能作为某些企业和个人牟取暴利的手段，国家为什么要监管，道理也在这里。"解居臣说，"当时放开煤价时考虑的是一旦走向并轨，煤炭价值得到真实反映，电力市场也能有更大的竞争力，结果合同煤和市场煤差距反而拉得更大了，我们并轨的速度不如市场快，改革偏离了当初良好的初衷。"

"既然放开了就要依法管，由供需决定价格，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解居臣指出。他建议，国有大矿带头搞一个合理核价有必要。可核算出煤炭工业总成本，然后乘以一定利润比例，再浮动10% 合理核定一个基准价，价格形成以后，市场作用要受制于这个价格。"

他还建议，为缓解煤电矛盾：一是要逐步推进电煤与市场煤价格并轨。二是由国家有关部门商大型煤炭、电力企业建立中国电煤 "基准价谈判机制和形成机制"，引导煤炭价格。三是建立现货市场、中长期合同市场、期货市场价格指数体系，形成有效竞争的煤炭产品市场定价的价格形成机制。四是形成规范的煤电联动机制，对电价实行有效的价格监管和适时调整。五是形成有利于煤炭和电力结构调整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源价格结构和比价关系，抑制企业暴利。以及积极推进全国电力燃料信息系统建设，实现全国电力
燃料现代化管理。